作者：蔡历

一说要复兴中国传统，这里边就有两个潜在含义。一是中国传统已经消亡，或几近消亡，其原因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;二是中国传统是弱小的，而拥有现代文明的我们自身则是强大的。所谓的复兴中国传统，就有强大的我们拯救弱小的中国传统的意味。

对中国传统拥有如此的认知，只能说明由于偏离中国传统太久和太远，现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本身已经变得甚是无知了。

中国传统一直坚实地存在着，没有丝毫的消亡，也不可能消亡。她只会因应时代的变化，进行“损益”和“革新”，呈现出一些新的形式和面貌，仅此而已。“损益”和“革新”是中国传统的固有元素，是她存在的常态。没有“损益”和“革新”的变化，反而才可能意味着她真的死了、消亡了。《易经》的六十四卦中，就有损卦、益卦、革卦、鼎卦，鼎就是纳新。不能因为出现了变化、革新，就说中国传统消失了。如果这样，那就压根不存在什么中国传统，因为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变化，从三皇到五帝，从三代到秦汉，从唐宋到明清，什么时候变化停息过。

所谓的“现代社会”，只是在重复和延续这种“损益”、“革新”，这与以往的中国历史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，并没有超越中国传统。

李鸿章说，这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”，于是大家跟着信了，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这次变化，和中国历史上以往的变化有着质的不同。事实上，这是缺乏深层历史认认知的浅薄之论，也是一个权臣为谋求政治权势的虚张之言。问题不严重，不“三千年未有”，怎么可能让朝野恐惧，慈禧怎么可能给钱给权，李中堂又怎么可能如此拉风地去搞洋务。说“三千年未有”，事实上是李鸿章在挟洋自重，用洋人来要挟清廷，进而要挟整个国家，这是李鸿章最终成卖国贼的根源所在。李鸿章的卖国，不是在后来的对一次次丧权辱国条约的主持签订中才逐渐形成的，而是在他说“三千年未有”时就已经注定了。

李鸿章的恶劣影响，不仅仅表现在对中国国家的出卖上，更表现在对中国文明的出卖上。对国家的出卖容易被看清和清算，而对文明的出卖则难以看清、难以清算。以致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卖国了，但是直到现在为止，“三千年未有”的论调依然盛行不衰，似乎成了研判中国近代史的标准答案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“三千年未有”的论调和思维，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错觉，认为中国文明的确不行了，在所谓的“西方文明”的冲击下，要消亡了。民族自卑的心理形成了，崇洋媚外的心理形成了，挟洋自重也由李鸿章的个人行为演化为普通大众行为。

殊不知，公元前3500年以来，中国历史以500年为周期，一直都在“三千年未有”地大变着。李鸿章所谓的“三年未有的大变局”，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已发生12次之多。这些变化中的每一次，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，单就这些特殊性来说，都可说与其余的变化有着质的不同，也都可虚张声势地说“三千年未有”。其实这不是什么“三千年未有”，而是李鸿章和李鸿章之流们对中国正常历史现象的少见多怪，蜀犬吠日。

如果非要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所有的大变化中，找出“质的不同”一次，找出真正能当得起“三千年未有”之称号的一次，那也轮不到李鸿章的那次，而是远在4000年前的那次，即夏朝的出现。从无政府的社会到有政府的社会，这个变化还不够“本质”吗?还不够“三千年未有”的吗?其次是2500年前春秋战国之变。在此期间，中国遭遇蛮夷入侵，出现“礼崩乐坏”，最终封建制崩溃，中央集权政府在中国出现，皇帝这个职业在中国出现。这也够“本质性”的，够“三千年未有”的吧。事实上从夏到商，从商到周，从周到秦，从汉到唐，从唐到宋，从宋到明，从明到清。哪一次变化都不小，都有“本质性”成分，都有“三千年未有”的成分。但是中国的传统却一直坚定地认为，从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的传统。中国的传统未因为夏朝的成立而中断，未因强秦的出现而中断，未任何一次胡人侵华、乱华而中断，也未因任何一次朝代的更迭和时代的变迁而中断。

置身于比李鸿章时代更激烈的大变局中，孔子的态度是“信而好古”，而非惊慌失措地、别有用心地叫嚷“三千年未有”。这是孔子和李鸿章的区别所在。

1840年来的这次变化，只是中国漫长历史中众多变化中普通的一次，仅此而已。它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影响，也会像以前的任何一次变化一样，会让中国社会的形式有所改变，会让中国出现时代的变迁，但没有，也不可能使中国传统得以中断和消亡。

真正强大的是中国传统，而不是拥有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当下中国人。真正需要复兴和拯救的不是中国传统，而恰恰是“现代化”的中国人自身。放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框架下来看，当下的中国正陷入空前的困境。现代化固然让中国的物质生活空前的丰富，但其代价是惨烈的，不仅牺牲掉了了人们的心性独立、人格独立，让每个人成了物的奴隶，都成了“役于物”的“小人”，而且也破坏和污染了基本生存生活环境，水脏了、空气脏了、食品脏了。中国已陷入空前的身心交困的状态，用《易经》的语言来表达，中国目前正处于“困”的时代、“否”的时代、“大过”的时代。

现在摆在当今中国人面前的难题不是复兴不复兴中国传统的问题，而是如何摆脱自身空前困境问题，如何继续生存、生活的问题，如何重获心性独立和人格独立的问题，如何学会重新做人、做真正的人的问题。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唯一的出路是，求助、求教于传统。不是现代中国人将拯救传统，而是传统将拯救现代中国人。我们需要做的是，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和态度，放弃包括“进化论史观”在内的一切成见和偏见，虚心地、认真地学习中国的传统，弄明白她究竟是怎么回事，而非在只知其表的情况下，动辄就说复兴、拯救，幼稚之至。你有什么资格去复兴中国传统，中国传统什么时候需要人去复兴?也不要动辄就说什么“重新发现”中国传统，什么中国传统“该重新登场了”，中国传统一直都结结实实地、活活生生地健在着，无需去谁去重新发现，也不存在什么重新登场。

中国传统不存在复兴不复兴的问题，而只存在时代转换的问题。如果说中国传统、中国文明会消亡，那也一定在整个人类消亡之后。只要有人存在，中国文明、中国传统就会存在。不仅会存在，而且会向外传播，直至全球“大一统”。事实上，从公元前3500年起，中国文明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向外传播，影响和教化着世界。中国之外的文明，不妨称之为“外中国文明”，每一次的“历史进步”都是中国文明传播影响的结果。5000多年来，“外中国文明”一直都在逐步朝向中国传统“发展”着、“进步”着、“进化”着。中国传统是“外中国文明”“进化”的动因和方向，是全球文明的轴心。

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?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她是立足于人本身的，立足于人的心性的。中国文明不是别的文明，而是人的文明，做人的文明，心性的文明。心性是人的本质。是中国传统一次次地教导全世界的人什么是人，如何做人。

孔子说，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。按照“复兴中国传统”的思维，无道了就是中国传统要消亡了，应该出来复兴、拯救才对，这位坚定的“传统主义者”为何要袖手旁观?“隐”不是袖手旁观，而是对道，对中国传统拥有绝对信心，认为他们会永远坚固地存在，无需谁去复兴和拯救。

无道并非道消亡了，而是进入了人偏离了道的时代。道不会因为人的偏离而消亡，人只会因进入偏离道的时代而受苦。同样，只会出现中国人进入对中国传统的偏离的时代，而不会出现中国传统的消亡。中国传统不会因为中国人的偏离而消亡，中国人只会因为进入偏离中国传统的时代而受苦。

在无道的时代，并非所有的人都无道，还是有众多有道的“隐者”在，无道的只是那些飞黄腾达的“显者”。在偏离中国传统的时代，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在偏离，偏离的只是在朝的、主流的精英，有众多在野的、非主流的民众，还是在遵循古训生活着。所以，孔子说“礼失求诸野”。

(本文是“中国传统疏证”系列之一)